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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
犊
1939年l月15日，天气特别寒冷。在江苏省启东县大生二厂的大门前，一座高大的白色牌楼，兀立在凛冽的寒风中。牌楼的横额上写着“瞿犊、王进烈士精神不死”，两旁挽联上写着“地动山摇，万众长号，何忍杀我抗日英雄，风凄云惨，三军失声，怎能容彼卖国奸贼！”这一天，遭受日寇铁蹄蹂躏之苦的数万启东县、海门县的人民大众，冲破敌人层层阻挠，冒着逼人寒气，从四面八方涌向大生二厂，愤怒声讨反动派残害抗日志士的罪行，吊唁心中的英雄，以寄托无尽的哀思。
（一）
瞿犊，字墨犀，1913年4月9日生于崇明县城西元六港一户绅士家庭，因祖父、父亲和他都生于牛年，故取名“犊”。他3岁丧母，由继母和祖母抚养成长，5岁由塾师教其识字，8岁能在祖父膝前复述《水浒》等古典小说中的故事梗概，9岁进入高等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他先拜师攻读国学，后至无锡国学研究所学习。他勤奋好学，成绩优良，写得一手好文章，且不避艰难，敢作敢为，老师既惊叹他的智力过人，又喜欢他的倔强性格，同学们亲切地喊他“牛大哥”。1929年，他又进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学系学习。当时，学校中政治斗争尖锐复杂，他热情地站在进步力量一边，与反动势力作斗争，还仗义疏财，常把自己的衣衫、用品悉数送给同学。每逢寒暑假返里，总是行囊空空，待到开学，家中只好为他重备衣物。
1932年，瞿犊大学毕业，目睹“九一八”以来民族危难、反动势力猖獗、社会暗无天日、人民苦不堪言的悲凉世界，他决心从事教育事业，以唤起民众。因此，他先到
上海民华职业中学任教，翌年，又接办了私立振德中学，并任校长。他对于经济有困难的平民子弟常减免其学费，还在学校中和同事沈鼎法、顾南洲一起进行团结御侮、反对内战的宣传活动，因而屡遭反动当局的干涉，学校被迫停办。第二年，他又集资接办了德润小学，自任校长，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不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侵略军的炮火使学校被迫停课，他回到故乡崇明。一天，他到好友沈鼎法家去，见另外3名好友个个剃了光头，问及原因，答曰：“国难当头，民族存亡，落发献身，忠心救国”。于是，几人商定，到苏北去!
8月下旬，瞿犊放弃了上海的校舍私产，绕道到了启东县久隆本堂小姑母家中。未儿，沈鼎法等几位好友也相继到达启东
县从此，瞿犊走上了武装抗日之路。
（二）
在启东县汇龙镇旅馆里，瞿犊和沈鼎法等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鉴于启海地区抗日斗争的形势，瞿犊说；“现在敌寇犯境，国难当头，我家在启东有数万步土地，卖掉它，可以得到一大笔钱，用来买武器，组织一支部队。我留下来开展抗日活动，你们3人先到延安去学习，早日回来，一块战斗”。商量妥当，他留了下来，凭着有亲戚、熟人，同学等有利条件，深入村落，串门访户，消除群众的顾虑，激发青年的抗日热情，并不失时机地把群众组织起来。
1938年早春，启东县境内粮价昂贵，广大穷苦农民饥寒交迫。瞿犊把握时机，首先劝说姑父带头开仓济贫。接着，于2月间的某日午后，他组织起30余名穷苦农民拿着布袋，淘箩跑到张家仓向地主张某借粮。地主张某见来势很猛，不敢搪塞敷衍，被迫答应了农民的要求。张家仓借粮不久，瞿犊又发动农民向黄成仓地主沙某借粮。地主沙某系封建恶霸，奸诈、凶狠、残忍，三邻四舍畏之如虎。那天下午，瞿犊组织起近百名苦难农民，冲向沙某住宅。沙某闭门拒借，僵持到天黑，偷偷地将粮食装船，企图运走了事。瞿犊预料到地主的阴谋，组织借粮队伍埋伏河旁拦截了粮船，沙某父子只得灰溜溜地溜走了。
通过借粮斗争，大家非常佩服瞿犊。群众起来了，瞿犊立即发动爱国青年，收集分散在民间的枪支，组织起一支抗日部队。
淞沪战后仅数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蒋军官员闻风而—逃。1938年3月17日起，日军数天内就先后占领了南通、启东，海门、崇明等沿江广袤地区。瞿犊目击数百里河山易色，逃难乡民塞途，义愤填膺，决心与日本侵略军斗争到底。他特别注意与
群众的联系，稳定驻地的社会秩序，不久，队伍扩大到近百人。为了解决抗日武装部队的给养，瞿犊变卖掉父亲在启东县的140亩地产，用于供给伙食，充作军饷，购买武器。他的这种毁家纾难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战士们纷纷自动放弃5元钱的军饷，要求用来装备部队，赶走日本鬼子。
（三）
1938年4月9日中午，瞿犊得到情报，两艘满载军火给养的日军船只，从海门驶往启东县汇龙镇，约于下午4时左右经过石陀港。瞿犊经过慎重思忖，决定率兵出击，并将伏击地点选择在通沙河和石陀港的交叉处。
通沙河和石陀港交叉处东南角，有一片坟地，松柏蔽天，坟沟沿上长满了密密的芦苇和茅草。时过晌午，瞿犊带领着战士们沿着坟沟沿一字形屏息埋伏好，等待着敌人送上门来。下午4时多，敌船从远处驶了过来，渐渐地拐弯驶进了石陀港，进入伏击圈。瞿犊一声令下，l0来支“老爷枪”同时响了起来，日本鬼子措手不及，仓皇弃船向西逃窜。瞿犊了解自己部队的底细，
未去追击。战斗结束，截获弹药24箱，自行车19辆，以及一些重要文件和糖果饼干诸类物资。这些战利品，在周围群众的支持配合下，不满一个钟头，全部扛回宿营地。当晚，瞿犊巧妙地摆脱了国民党地方部队的纠缠，第二天又安全转移。
日军遭到伏击受损后，十分恼火，立即纠集部队进行报复。14日，瞿犊掌握了次日日军要袭击久隆镇的情报，便与友邻抗日部队取得联系。15日清晨，他把部队带至久隆镇东部田野里埋伏起来。上午l0时，晨雾未散，战斗打响了。激战数小时，50多个鬼子、汉奸被打得哇哇直叫，溃不成军。是役，瞿犊部队几无损失。
连续两次胜利，打破了日本侵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震动很大，扬子江头抗日游击战争风起云涌，许多爱国青年纷纷投到瞿犊麾下。为了联合抗日，4月下旬，瞿犊的抗日游击队与启东抗日义勇军联合，瞿犊任副总指挥。
5月，沈鼎法从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归来，带回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文献，瞿犊看后非常兴奋。他们一起向地方各界人土宣传中共中央的统战政策，做好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并经沈鼎法介绍，与茅
埕(中共党员，后曾为中共崇明县工委领导人之一)建立了关系。此时，瞿犊的队伍不断扩大，影响也愈来愈广。可是在苏北的国民党军政当局不允许有不受他们节制的人民武装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一支支抗日武装游击队无奈都挂上了国民党的所谓合法番号。瞿犊为保存这支抗日队伍，经与茅埕等商量后，决定暂时接受江苏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特务总队的番号，改称为特务总队第一大队，但部队仍保持原来编制，接着被派往南通浏桥驻守。
浏桥位于南通、如皋的交通干线上，中有通如公路，附近又有白蒲、唐家闸等日寇据点。自苏北沦陷后，国民党军队不敢派兵镇守，一些当地“游击队”到处“游劫”，百姓遭殃。瞿犊率部进驻浏桥后，要担负起这个地区的防务工作，任务是相当艰巨的。由于瞿部军纪严明，平时还抽空帮助群众下地干活，很快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站稳了脚跟，在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多次打退了日寇的进攻。国民党顽固派对瞿犊的坚决抗战，不仅不予配合，反而进一步加以排挤打击，并用卑劣手段破坏团结抗日。瞿
犊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受编仅1个月，就脱离了特务总队，率部回到启东县曹家镇。
7月6日，瞿犊所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和土匪部队的偷袭，虽突围至余西，但枪械和军需大部损失。一天，瞿犊正在一个农家院子里和一位老大爷聊天时，忽有一个部下急冲冲跨进院子，递上一个纸包。瞿犊接过纸包打开一看，内有一张纸条，上书“今晚特务总队要进攻你部，速作准备”，下面署名“王进”。见了纸条，瞿犊的脸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稍微问了一下送信人的情况后，连忙召集部下开会，部署应敌措施。半夜里，特务总队上门偷袭，因留犊已有防范，敌人未捞到半点便宜。
7月下旬的一天早上，一位身穿蓝布长袍的青年来找瞿犊。瞿犊听了他的自我介绍，知道他就是前次托人送信上门的王进，便紧握他的双手，脸上流露出无限感激之情。王进，字玉珑，又名余庆，1920年生，山西祈县人，中共党员。1937年他在太原平民中学毕业后，适逢芦沟桥事变，即南下到达上海，原拟投考大学，岂料“八一三”沪战继起，他改变了计划，决心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在沪期间，他先在国际难民收容所担任文字教育工作，1938年2月进入沪江大学附设社会科学研究所学习，同年夏天为《战声三月刊》写战事报导，后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渡江北上，首批到达南通地区开展抗日工作，接着受中共江北特委委
派，到瞿犊部队负责政治工作。瞿犊接待王进的当天下午，茅埕也来了。他们分析了形势，为了团结抗日，统一行动，决定部队改编为“通崇海启四县抗敌指挥部独立大队”，瞿犊任大队长。
8月上旬，苏北军事形势发生变化。日寇板垣师团进犯苏北，国民党顽固派将部队撒出通如交界地区。“独立大队”根据四县抗“日指挥部的命令，再次进驻浏桥，担负起浏桥前沿的防卫任务。浏桥人民见到瞿犊部队非常高兴，主动帮助排忧解难。11日，“独立大队”以一个中队的兵力，在群众的帮助下，拔除了靠近浏桥的土地堂日军据点，拉开了浏桥战斗的序幕。这天，瞿犊又赶至余西四县抗敌指挥部开会，夜晚，摸黑冒雨赶回部队驻地部署第二天的战斗计划。12日，战斗相当激烈，激战了整整—个白天。晚上，枪炮声愈打愈烈，瞿犊和王进机智地指挥部队应战。13日凌晨，日军出动3架飞机轮番轰炸，并分路向浏桥猛攻。瞿部奋力阻击，死守阵地。天亮后，瞿犊和王进经过冷静分析，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率部撤出浏桥，向陈酒店方向转移。傍晚，命令部队分散行动，
神不知鬼不觉地重返浏桥。日军白天攻进浏桥扑了空，疑惧不安，翌日黎明后即退往南通。浏桥失而复得，当地百姓见了“独立大队”指战员，忙着递烟、送茶，工商界人士还主动送米、献油，供给生活用品。
瞿犊威望日增，使国民党军政当局更为不安，恐惧日益加剧。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以瞿犊、王进、茅埕等勾结新四军的罪名，严令四县抗敌指挥部立即对瞿、王、茅等分别加以处理，并将“独大”遣散或改编。对此，瞿犊、王进和茅埕进行了商量，决定瞿犊暂
离“独立大队”，同时，将“独立大队”番号改称“南通抗敌指挥部”一支队三大队，由王澄负责，以避开国民党特务们的注意。
（四）
1938年8月下旬，瞿犊率领20余名短枪队员离开“独立大队”，以四县抗敌指挥部参谋的名义到海门县倪家镇会晤国民党崇明县政府流亡县长陈赓尧，向其慷慨陈词，劝其率部返崇抗日。三天后，瞿犊率数十名武装人员回到崇明。踏上故乡后，他们首先组织了“救国会”等抗日组织，接着到几所中学去宣传抗日救亡路线，向各支抗日武装队伍宣传团结抗日的意义。瞿犊还与沈鼎法等同志分别走访各界人士，派遣代表找乡镇自治会会长谈话，处决作恶多端的汉奸敌探，时机基本成熟后，就将崇明各路分散的抗日游击队联合起来，组成了‘崇明县民众抗日自卫总队”(简称“崇总”)。“崇总”建立后，根据党的统战政策，由国民党崇明县政府流亡县长陈赓尧挂名任总队长，瞿犊任参谋，实际上是瞿犊指挥这支部队。
10月，王进到崇明，与瞿犊一起制订了总攻全崇日军的计划。23日，按照作战部署，瞿犊、王进指挥沈鼎立，金友祥、蒋煊洲3个中队分路突击堡镇日军各据点，并发动群众破坏公路，桥梁，割断电线，埋设地雷，阻止县城与堡镇之间的交通联络。激战数小时，迫使日寇龟缩于堡镇各据点工事内，不敢贸然出击。
是役毙伤敌人20多名，大刹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也使原来互不相关的各支抗日队伍在统一指挥下经受了—次团结抗战的锻炼。日寇屡屡折兵，恼羞成怒，查封了瞿犊在县城的家宅，并出示布告，“活捉到瞿犊赏2000元，砍得头颅赏500元”。然而，日寇布告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更提高了瞿犊的声望，激起了人民对瞿犊的关切之心和对侵略者的愤怒情绪。瞿犊依靠群众的掩护。依然活跃在广袤的崇明岛上。
11月l7日，驻扎在崇明岛西部的日伪军又下乡“扫荡”。瞿犊获悉敌人要进犯小竖河后，和王进各率一支部队分兵夹击，瞿犊率部埋伏在上小竖河附近的江边。一位爱国老大爷以给敌人引路为名，把日伪军带进
瞿犊的伏击圈，高喊一声“快打日本鬼子!”即纵身跳入水中以身殉国。老大爷的壮举，激起了战土们的无比仇恨，雨点般的子弹打得敌人狼狈逃窜。敌人“扫荡”未成，反而遗尸田野。战斗结束，
瞿犊在老大爷牺牲地附近的大树上，刻下了“万里长江，烟波浩渺。壮哉老爹，后人之表”16个字，以表达崇敬之情，借以寄托哀思。
小竖河战斗后，瞿犊和王进挥师东进，歼灭了盘据在崇明岛东部的一股与日军勾结的海匪，缴获枪械260多支。一月数捷，震慑了敌人。从此，目寇不敢轻举妄动。随着大好抗日形势的到来，瞿犊和王进积极筹备，组建了临
时性地方行政机构“崇明县行政公署”，按统战方针，邀请开明人士陈稚秋任主任，王进任副主任。
（五）
1938年10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将四县抗敌指挥部撤销，此后，许多部队各自为战，划疆而守。11月瞿犊参加了由新四军军部民运部长杨韶民召集的会议，会上，根据新四军军部的军事部署，决定由瞿犊率崇明的半数抗日武装力量北上，以启东县久隆镇为中心，坚持抗日斗争。由于渡江条件尚不具备，使北上耽搁了一段时间。
1939年1月6日，渡江北上的条件已经具备，瞿犊告别了故土乡亲，率领了3个中队抗日指战员，扬帆北上。苏北人民闻讯瞿犊率队过江，奔走相告。他们在去久隆镇南大生二厂的行军路上，前往欢迎慰问的群众络绎不绝。到达久隆镇时，全镇群众都轰动起来了，团团围住瞿犊、王进及整个部队，问长问短。瞿犊率部到达驻地后，即与原“独立大队”所部会
合。
瞿犊率部重返久隆镇一带抗日，国民党顽固派十分惧怕，立即密谋策划进行陷害。启东县的国民党顽固分子向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发出密电诬告瞿犊。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接到密告后，随即
电令部下孙信符、张翼两个旅星夜兼程，闯进启东县境内，以联合抗日为烟幕，指使地方绅士劝瞿犊与他们谈判。在地力绅士的斡旋下，瞿犊为了抗日和人民利益，同意前往谈判。1月10日，瞿犊离开驻地登门“拜访”国民党江苏省常备第十旅旅长孙信符、国民党启东县县长秦达夫。瞿犊走后，王进为防不测，也带了几名战士赶上瞿犊一起行动。当日下午，瞿犊和王进同孙信符、秦达夫见了面。瞿犊一次又一次地试探着孙信符的态度，反复表明自己维护民族利益的态度和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心。孙信符毫无谈判诚意，时时显露出局促不安的神态。时近黄昏，瞿犊和王进开始返回久隆镇部队驻地，途经合兴镇时，天色已经变黑。瞿犊等欲休息片刻再赶路时，忽然窜出一股持枪匪徒，将瞿犊、王进捆绑住，押送到国民党海门县常备支队队长张能忍面前。张能忍见了瞿犊，先是狞笑，接着恶狠狠地发问。在敌人的淫威和屠刀面前，瞿犊和
王进坚贞不屈，义正词严地揭露敌人残害爱国志士、破坏抗日的罪行。反动派要他们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瞿犊说，“我信仰共产党，钦佩共产党，我将为实践共产党的理想而献身!”王进讲：“国共合作，我们努力救亡，能说共产党有罪吗”!
反动派被瞿犊、王进逼问得理屈词穷，便露出了杀机，张能忍狂叫着执行孙旅长的命令，快拖出去砍头。当晚10时，瞿犊，王进被剑子手架到野外秘密杀害。两英雄就义时，高喊“抗战必胜”、“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六）
1939年1月10日上午，瞿犊走后，在久隆镇营地的战士们忐忑不安，焦急地企望着瞿犊早点归营。夕阳西下了，仍不见瞿犊的影子;天黑了，大家等得更是着急。是晚，瞿部得到了瞿犊被扣的消息，11日下午确知瞿犊、王进遇害，许多和瞿犊一起在敌人枪弹中钻来滚去的战友听到噩耗，心疼如绞。待弄清全部情况后，大家迅即出动，分头寻找烈士遗体。两天后，在田野里、河浜中找全了瞿犊、王进的身首，然后用小车运回营地。留在背地的战友们，看着安放在眼前的两名英雄遗体，泣不成声。
瞿犊、王进遇害后，大江南北沸腾起来了，爱国同胞纷纷提出抗议，要求惩办凶手，伸张正义，各地先后隆重地举行了追悼大会。
1月15日，在瞿犊，王进生前所在的大生二厂营地，部队和当地人民为两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遗体入殓仪式，四面八方涌来的群众堵塞了道路，把旷野踏成了广场，灵堂处在人海包围之中。数以万计的群众为了最后看上一眼烈士遗容，挨饿受冻地等着。一位老大娘等了数小时，好不容易挤进灵堂，视线刚接触烈土的遗体，便失声痛哭，倾诉着眼前发生的一件事：“3日上午，我家断了粮食，向亲戚家借了两斗粮食回家，半路上，由于饥饿，实在挪不动腿了，就坐在路边喘粗气，幸亏他们两个好人路过，把我扶起来，帮我扛了粮食送回家，临走时还留下5块银洋……”。因为人多，入殓仪式延续到深夜进行。入殓后，还散发了《为瞿大队长，王政训员被难告民众书》，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日，坚持斗争。3月12日，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各社会团体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在浦东大厦举行了追悼大会，刊发了《瞿犊，王进烈士追悼特辑》，刘少文、王任叔、胡愈之、郑振铎等党内外知名人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痛悼两烈士，愤怒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残害爱国青年的罪行．知名爱国者季方受各界人士委托，亲赴重庆向国民党最高当局送上联名控告，要求交出主谋，严惩凶手。后来，杀害瞿犊、王进的凶手张能忍在内部倾轧中毙命于沟浜。
1941年新四军东进至启海后，在海门县兴建了瞿犊、王进烈士墓。1951年9月，由崇明县新河镇各界人民捐资建造的新河烈士纪念塔落成，瞿犊烈土的遗骨移葬于首穴，后又在县城建立了瞿犊小学，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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